作者：李晓峰
题解：本文题目，出自计文于画面题词惯用的句式，有点口号化，又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会一目了然，也会感到大而无当的空洞。正由此，让人觉得可笑，同时实现了预期的反讽，这种幽默是计文于画中最经常的语境，自然也成为了我评述计文于作品的基点，并将之作为撰文的标题。
计文于的作品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商品化同步。这是我看计文于近两年创作的直观感受。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艺术家计文于的贬义，尽管这样的说法的确能成为不少人非议他的理由。
所以，我必要先就上述两句恐怕连画家本人都难以接受的观感做出阐释：首先，关于“与国际接轨”，起码之于现在的计文于，也会表示反感，尽管他一度被看作是受西方浸染颇深（也就自然感到“与国际接轨”了）的上海现代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画面特有的地域特色并未掩盖反而彰显了那十分显著的现代艺术观念，比如颠覆经典、反讽文化，甚至调侃政治。正因此，他才被一些评论家戴上了“POP”、“政治POP”等显得当红的“桂冠”（要补充一句的是，计文于总对此“褒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其实从未有意用潮流或流派来构筑和张扬他的艺术样式）。画家计文于的确从未否认他艺术观念所受到的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影响，而且时至今日，他也未有一刻放松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关注，比如，在上海的那些大大小小、只要是与现代艺术有关的展览，准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关注中国艺术“现代化”行程的热情从未减弱过……然而，他几乎算是偏执刻守、又几近未变的艺术样式，让一些人开始生出他已落后于形势的指摘，即便有稍仔细一点的，能看到他作品中那些似乎微弱的变化，保不准会更将之视为游离了“国际”，亲近了“市场”，沦落了艺术。
这便是需要阐释的第二个我的感受：计文于艺术活动与商品化的干系。“商品化”，尤其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窘迫尴尬的字眼，好象在中国，现代艺术的高傲身价是建立在与商业生活对立的基础上的。可就是这点，总会让人表示怀疑。一方面，好象是个怪想法，被西方策展人选中便够了“现代”，被市场选中便意味着艺术的沦落，触不触及市场，成了艺术“纯粹性”的分界岭；但另一方面，暗中选择着商业和市场又是一个不在少数的心态，国际化是一条可以明修的栈道，市场化却只能是暗渡的陈仓，这段成语的借用，还有一喻，至少对某些人，就是其佯装醉翁更意在暗渡陈仓。其实，就是真的拒绝、抵触、甚至敌视市场或商业，也会让人总想到排斥传统或崇尚“国际”的偏激与片面，这是后话。还是先说对计文于作品“商品化”的嫌疑，为什么他现今的艺术活动非但没有化入“国际”这一现代艺术活动的“主流”，反而去更加沉迷那充溢于俗世的各色商品，并对它们进行不厌其烦的眷顾，看他画面的形象，似乎越来越吻合于当下商业化的市场脉动，而且这脉动又俗气得不入“时尚”。
细想一下，说作为画家的计文于，其艺术变得“俗气”，或许还暗含了与其以往艺术创作的比较。的确，计文于创作风格形成后的第一个时期主要反讽的对象是传统，这是当时的大潮流，所略现不同的是计文于不仅反讽了自己的传统，也反讽了外国主要是西方的传统，这在当时甚为少见；第二个时期反讽的对象是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化心态，其反讽中的计氏幽默不仅更充分了，而且更大胆了，尽管此间已渐多的显露出艺术家对夹杂了市场化、商业化进程的日常生活心态的描述，但其反讽传统、颠覆经典的文化语义均足以构成其混同于火爆当时的前卫情境；如今计文于的艺术创作，我以为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其反讽的对象似乎散落了，日常化了，消费化了，也好象因此消解了他反讽的锐气，其特有的计氏幽默也变得趋于平和朴实。
计文于第三阶段的创作“商品化”倾向是明显的，正如其艺术上的专业态度也变得更加虔诚执着那样，这是否矛盾呢？症结当然是“商品化”，他关注市场的走势，关注商品消费的热点，这段时期涉及的大到国际事件、国内政局、改革政策，小到营养补品、力士香皂、人民币、美元，其实针对的只是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迅即变化的世界里，在中国与世界交汇的时代中，一群在消费着也被消费着的百姓心态。这群最寻常不过的百姓心态折射的是计文于对大众化市场和大众化商品活动的关注态度，即便描绘的是国际化的大事情，计文于用的也是村边俚语，由此，在他的图像叙事中，不仅将大事缩小为类似街头巷尾间饶舌的琐事，也会把雅事混同于弄堂灶头间的俗事，还会在拉扯计较盘算争执间把小事夸张为大事，比如他画面上出现的那块硕大的红烧肉，比如以APEC中美首脑会晤为背景的方桌上的油条和小笼包，比如将油盐酱醋与林立的摩天楼并置，还有那占据了整个画面的，扎满亮晶晶的彩纸、吊着个英文“HAPPY”彩牌、罩着一层透明保鲜膜的硕大果篮……这些看似平庸又透着十足商品气的琐碎生活，在计文于不厌其烦又不厌其满的画面中显得琳琅满目，绚烂缤纷。而且，这段阶段所涉及的诸如旧城改造、假日旅游、种树植绿、园林高楼、汽车别墅、特色小吃，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从风景名胜到垃圾筒，从旅游品到土特产，从搔首弄姿的小姐到面目猥琐的包工头，从不洁的隐私到中华美食等等无所不包的生活热点、时事快报、社会新闻，均悉数纳入计文于的画面，并镶上计氏风格的花边，那花边中也无一例外地充斥着看似闲人，又是证人、当事人的人头以及一副计氏对联，比如：“百货均有价•繁荣新世纪”、“金银财宝堆满楼•房子汽车都要有”。
有时，计文于真会让人联想到看守着杂货摊的小业主，在他不断对其货品的“兜售”中，艺术也好像被他下嫁给了那些不被艺术家们瞧得起的寻常百姓，这是计文于最容易遭人误读、误解的地方。但是，在这些被计文于装扮得繁花似锦又俗媚异常的作品表象后，让我感到的是画家那胸中有数的冷静思想。无疑，计文于的关注点与其平民化意识或对平民化社会的意识相关，他未傲然市场（相信傲然市场者或是表面和虚伪，或是拒斥时代而被时代拒斥），可不等于说他苟且于市场，在他与市场看似暧昧的关系中，彰显出的是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聪敏、责任和良知所做的面对现实的朴实工作，朴实中蕴涵了他具有深度的思考，世俗化、市井气的表象背后是他冷峻的观察、宽容的反省、幽默的玩笑和喜剧化的反讽。无怪乎余友涵说：看计文于的画一张是个显得琐碎的点，放在一起便是个耐人寻味的面。
计文于给我们构织出来的繁花似锦的花花世界、众生相、群芳谱，丰饶的生活，迷幻的享乐，看似肤浅、平庸、漫画化，实则是一首平民的史诗。计文于曾和我说起他对商品之于艺术的历史思考，他认为鸦片战争所以使中国画走向绝路就是因为中国画难与商品相联，而西方早在弗兰德斯画派便与商品活动相融了。当然，不少同行和评论家并不能理解甚至无法容忍计文于的这种看法，这种把商业社会、世俗生活、市民心态如此不加遮拦地放在艺术的“净土”上的做法，这种用商品、市场搅动又消解文化和艺术高贵性的想法。勿庸讳言，计文于对商业社会的关怀有其狭隘的“地方主义”的一面，所以难以构得上潮流化的国际容貌，但被他剖析极深的地方性无疑是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计文于签约的香格纳画廊，不少来自外地的艺术家看到计文于的画册都十分惊讶，他们感叹到通过计文于再次认识了上海，其实也是认识了一个更值得反省的中国，这是一个看似荒谬、滑稽却未被虚构和粉饰的上海或中国。是的，当眩目的泡沫被拂去后，剩下的或许是一个由于特定时期的心态而遭致有意忽略或不愿提及的真实。这又再次表明画家计文于的艺术真实，我总在由衷地称谓计文于是位很上海的艺术家，他用他最能运用的上海经验所生发出的态度可以说是地方性的，却是一种紧密地联系着世界的地方性，这不会因他未着笔上海时尚而变得落伍，他如此入木三分地与上海的世俗、市井纠葛一起，有时甚至令人生厌，可谁又能躲开？这总让我想到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在崇洋与尚古、高贵与平常之间，我们是否忽略了须进一步洞察与剖析的搅扰着一种更深层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存在呢！
计文于艺术态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相当的诚恳，而且，还在于他能诚恳到显得滑稽，他在别人发笑的时候即便把脸涨红也要屏住那口气，别人即便发笑变成嘲笑，他仍象在装傻。能让他认真对待的只有一点，就是别人严肃的怀疑，为弄清缘何怀疑，他会不厌其烦到让人难以忍受。这使他的艺术也由此不带一丁点矫饰和矫情，因他的过于朴实，而让人产生对他的艺术的怀疑，怀疑他的现代性，怀疑他的国际化，对此，他会有些矛盾的困惑，也时而会显得难以说服自己的耿耿于怀。
计文于因此在尽力地反省着自己，并诚恳直言他艺术的三个资源：一是听了点毛主席的话，感到毛讲的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连农民都能看懂，我的画也应该这样；二是学了点西方艺术，尤对丹纳《艺术哲学》中要求艺术反映时代的精神的理论颇有领会与认同，并将之运用到创作中；三是看了点“现代”生活，计文于特别强调艺术家与周围生活、身边生活的密不可分关系，他说的现代生活是指他身边发生着的、向“现代”变化着的生活，他总是默不作声、悉心洞察着他能看到的变化，并尽可能的理解吃透，最终只将其在作品中表达出来，重要的还在于他不仅表达的是他洞察到的那些变化，更表达了他对那些变化的看法，这体现了计文于是个有思想的画家，连同他对其思想的传达手段和方法则成为我们值得进入其作品中感受、回味、理解、判断的切实依据。
计文于画面表露的是最易人所不屑又最易于进入人们潜意识中的那些变化中的细微末节，他所指涉的是貌似充满地方性的花花绿绿的集体无意识，运用的是看似民俗化、市井气的春秋笔法，明眼细察一看便知其中的尖刻，被幽默了的尖刻，虽说棉里藏针，却又不失善意，那一片节庆般的喜气中，一股不动声色地冷峻深化了观者的视觉和知觉，徒然间使得他作品的朴素的平民气、妍俗的商业气、浅薄的市井气变得耐人寻味而又不容置疑。画家的艺术趣味也因此让人不可轻易藐视以落得个自取轻薄。虽然，画家的艺术手法用的不是其实也已司空见惯的惊世骇俗法，而是反其道行之的出其不意，将平常推向荒谬的极致使真理尽现或叫原形毕现，也因此，画家计文于的创作心态能够始终有一种不温不火令人羡慕的从容与踏实，每年总是12张左右的作品，不丰产也不欠收的小康景致，平稳地保持了他对“大多数”群体心态的一种敏感和警觉。
由于人的健忘症，计文于那看似喋喋不休的饶舌，便成了此时期可贵的历史备忘录，他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突如其来的花花世界纷扰的媚惑下变迁的心态，局部的、侧面的那么典型，足以走进心田。
若就商品的属性而言，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艺术的商品化之于中国，实为一柄双刃剑，它迫使中国艺术冒着灭顶之灾的险境走入当代。当然，在全球高度信息化、经济活动走向市场一体化的今日，自闭的艺术肯定是难有生长出路的。
的确，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走势，在目前大致面对的是两方面考验：一是“国际化”，二是“商品化”。计文于面对的是后者，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在商业上的一定成功，也不仅是以市场化的交易活动为准则，更应该是面对市场的思考和审度。当然艺术终归是艺术，尽管“花开两枝”的二难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也形成了貌似互难沟通的两条路径，但一定会殊途同归。那时，不再会以艺术的形式衡定观念，也不再因艺术的观念刻意回避某些艺术的形式，以及某些与艺术的形式暂时分隔的生活，艺术与生活根本上的一致性，是不会因艺术与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差别乃至对立而被抹煞。计文于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以其深入的洞察力、幽默的机智性和喜剧化的反讽，开始化解、沟通并连接起被隔阂扭曲了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这个商业模糊了国界又鲜明了国界的肆虐时期。